春天去杭州，在西湖邊上的「樓外樓」吃傳說中的「西湖醋魚」，那魚做得真好，吃進嘴裡有螃蟹味。門外就是白堤，花紅柳綠，正是暖風熏得遊人醉，飄飄欲仙之際，忽聽滿堂嗡嗡嘈雜聲中，有鄉音破空壓頂而來：「跟我操四？我就拿棍子往他頭上一刷，打得血直淌！」趕緊回頭看，隔著兩桌人，有幾條漢子正扯嚴衣襟，喝得紅頭漲臉，意興湍飛，手舞足蹈著說前幾天打架得勝的事跡。同座也都是合肥人，不由相視莞爾。
打架不文明，咱們不提倡。這幾位偶遇的老鄉，也不能證明合肥人愛打架。不過呢，合肥人真要打起架那絕對是不「慫」的。你要打我必奉陪，逢打必見血，女人也不遜色。我有一女朋友，標準的賢妻良母。年輕時和老公在批發市場擺攤做小生意。一日與鄰攤發生口角，漸至廝打，她老公瘦小，眼看被對方占據壓倒性優勢，飽受捶楚。她正好送貨過來，見狀怒從心起，大喝一聲，順手抄起個只板凳衝過去，只聽得疾風貫耳，「當」的一聲響，鄰攤攤主的頭上就起了個血窟窿。說起來，這些是有歷史根源的。合肥是啥地方，三國故里！被史上打群架最有名的時代風氣薰陶過，到南宋又成為南北交戰的戰場，內地變邊城，烽火連天兒郎偉，留下個「鐵打廬州城」的美名。清末淮軍崛起，更是軍政要人輩出。
元末，廬州人氏余闕曾為合肥民風下評語：「其民質直而無二心，其俗勤生而無外募之好，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……盜不能欺，利不能誘，兵不能怵。」余闕是什麼人呢？他是個武將、學者，還是個隱士，曾長年隱居於廬州城外青陽山。雖精通漢人詩書，卻非漢人，祖上為「唐兀人」，即建立了西夏王朝的党項民族。余闕，元朝，後來官至淮南行省左丞，在與紅巾起義軍的戰鬥中殉職於安慶。史料上記載，其人極為悍勇，曾連斬陳友諒13員大將，最後，「西門危急，余闕徒步提戟，率軍往救，戰於清水塘，身負重創10餘處。紅巾軍從城外蜂擁進城，將其重圍之。城中四處火起。他見大勢已去，遂自刎，沉於清水塘中。」端的是條好漢子，這位草原民族的後代都如是說，可見合肥人的「質直強悍」確實突出？
質直，所以認死理；強悍，所以勇武。合肥人在近代以來歷史舞台上的異軍突起，無疑與本地民風有嚴重關係。往上追溯，所謂合肥土著，祖上也是移民。元明之際，從江西瓦屑壩移入大量人口，聚族而居，極其重視鄉土與宗族觀念。江淮地區經濟以農業為主，大族之間常為土地水利等資源而展開械鬥—合肥舊日四大家族，都是在這種宗族鬥爭中壯大起來的。
合肥有東鄉與西鄉。東鄉出李鴻章，西鄉出劉銘傳。一個是讀書人，正途進士出身，實際上靠團練起家，走的是軍政結合的路線。另一個是純草莽，「刃豪揭竿」而起，結果都成了氣候，各個帶出無數家鄉子弟。征太平天國，討捻子，戰洋鬼子，刀頭舔血地討生活，一將功成萬骨枯，衣錦榮歸的有，更多的是就此化為他鄉的白骨。甲午海戰中，李鴻章從家鄉運來子弟兵，增援朝鮮，租用英國貨輪運送，途中，遇到日艦攔截，其中「高升號」被日本軍艦所俘，誓死不降，結果871名江淮子弟，全部壯烈殉國。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合肥西鄉的，小時幾乎村村有新墳，戶戶放悲聲，全是衣冠冢。
合肥人身上是有光棍氣加英雄氣的，這跟時下施行的「野性」不同，本質上是植根於農業與宗族社會土壤，為保家守土、建功立業而執著的質樸精神。治世則勤樸立家，合肥有句俗語道：「跌倒都不忘抓一把泥。」亂世則出豪傑。人稱「上海灘暗殺大王」的王亞樵也是合肥人士，那是個連老蔣都怕的人物，亦正亦邪、亦匪亦俠亦風流。這些人、這些家族發跡起來的共同特點，靠的是武力、權謀以及家族凝聚力，缺一不可。流風餘韻，合肥人不愛惹事卻敢攬事，行動擅機變而又思想偏保守，極重視人情往來，重口腹之慾勝過講究衣飾，重實利而輕文藝，而這些，都能從前人舊事裡找到痕跡。